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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买年货、贴春联、送年礼……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人们对家浓浓眷恋的承载，也是年度消费旺季。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传统购物需求与有利购物环境相遇，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年货经济”呈现出哪些新亮点、新趋势？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餐饮行业迎复苏“拐点”，多地发放消费券激发城市“烟火气”

　　“过去一年大家都挺辛苦，今年不少人选择回家过年，就想着赶紧一块聚一聚。”1月17日中午，陈先生和同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用餐，尽管排队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用餐还是很尽兴。

　　堂食排队等位景象重现，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近期各地餐饮业已迎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许多店家加紧备货补充人手，迎接春节假期的新一轮消费复苏。

　　“目前餐厅的年夜饭预订情况非常火爆，包房早就订满了！”1月18日，深圳天瑞轩粤菜餐厅大堂经理陈先生介绍，市民一般会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预订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轮用餐时间从15时30分到18时，间隔半小时后开始迎接第二轮客人。

　　“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北京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说。“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加速恢复的同时线上订单也有较快的增长。”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前后能达到这三年来最好的状态。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了解到，针对当前消费逐渐回暖、消费信心逐渐恢复等特点，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费”促消费活动，力求以节兴商、以节聚势、以节兴市，促进商贸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同时，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等社会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行业广泛开展打折让利、优惠叠加、满额递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1月17日，广州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其中不乏“满1001减1000”“满101减100”等大额券；1月14日，北京经开区首轮10万张新春消费券上线仅1分15秒就被一扫而光，22分钟后就产生了第一笔核销订单；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正式启动发放，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消费券类型，总计发放1.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时尚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金额之大、平台之广、种类之多，为历年春节罕见。

　　“在限定的时间消费，可令消费券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令消费市场升温。”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给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掌握消费大数据，及时了解大众的消费偏好、消费特点，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难点、痛点，为下一步的纾困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多地商务部门既往数据显示，消费券拉动消费效果明显。去年6月至12月，湖北省先后投入12.59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金额50.46亿元。据天津市商务局测算，本轮投放的1.15亿元消费券，叠加企业、平台打折让利和补贴，预计拉动消费33亿元以上。

　　“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新宠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实施、返乡人员增多，今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发力点，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从梅菜扣肉、四喜丸子等传统年菜到胡椒猪肚鸡、花椒鸡等养生菜品，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年夜饭新选择。

　　腊月二十三，在江苏淮安工作的王强踏上归途，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汽车后备厢准备了满满的预制菜年礼。他告诉记者，“饭店年夜饭爆满，预订排单要提前半个月，今年迟了没订上。我干脆把淮扬美味搬回家，也可以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我们开发的国宴、家宴系列产品，符合中国春节的团圆需求，特别是‘淮扬一品’‘佛跳墙’产品，因味美、料鲜、品好、安全，深受顾客喜爱。”据百斯特公司董事长王强众介绍，预制菜主打美味便捷，科学的食材搭配、先进的锁鲜工艺让年夜饭变得更加美味、简单，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温馨交谈。

　　《2023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电商的年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预订高峰，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在已上线超过4000款年夜饭预制菜中，销量前五依次为：年年有鱼锦鲤造型八宝饭、川味年夜饭家宴套装、佛跳墙海参鲍鱼花胶盆菜、猪肚鸡煲汤半成品、胶东花饽饽兔年礼盒。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介绍。

　　“目前，年轻群体掌握了家庭消费大权并成为年夜饭的消费主力，80、90后追求效率、对厨艺缺乏自信等特点也愈发明显。”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春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纪委监委第十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全区配餐企业、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开展预制菜品安全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涉检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对预制菜从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包装、检验、存储条件、销售等环节进行系统性检测。

　　“我们把缺斤少两、包装损坏、食品过期等问题作为重点检查方向，对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的预制菜品进行了现场抽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确保大家过安全年、幸福年。”该纪检监察组组长郭荣亮说。

　　年宵花走俏，年货热销，消费升级装点新年味

　　“最近花市热闹得很，我和我爹都快忙不过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颜色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也被列入不少人家的年货清单。像这个‘好运来’就很受欢迎，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春节前夕，云南昆明斗南花市人头攒动，一位摊主指着面前的鲜花热情介绍着。

　　春节近、年味浓，到斗南花市购买鲜花、盆花，为家里增添盎然春意和年味儿也成了春城人过年前的重要“仪式”。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类水仙、红色系花卉和兰花系花卉备受消费者青睐，寓意花开富贵、吉庆祥和。

　　全国每10枝鲜花就有7枝出自斗南花市。随着市场回暖，斗南花市购销两旺。商户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前做好了货品储备，迎接春节销售旺季，同时利用抖音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市场上直播带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年回家过节走亲访友的人多了，过年前后也是婚嫁的高峰，鲜花需求量很大，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我要趁这几天抓紧补货。”一位前来批发的花店老板说。

　　果冻橙、沃柑、砂糖橘、红心柚等柑橘类热销，车厘子、草莓、榴莲等也成了市民年货采购单上的常客……进入年货采购高峰期，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从全国各地水果主产区储备调运了充足的水果，近几天水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1.2万吨左右。1月17日，首届新发地年货节开幕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0.5万吨，交易额7.26亿元，极大丰富了市民春节餐桌。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地市场共有4500户商户，今年春节期间有2000户商户留守市场，并在产地增加储备，全力保供首都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随着时代变迁，年货的定义已不止于年夜饭、年宵花等，年货采买也不一定要在商超市场完成。

　　在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中，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销量纷纷大涨。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春节消费“标配”。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智能产品跻身“年货清单”新选择，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潮智能产品登上了年货的销量榜单。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在蓬勃发展的新消费市场中要想获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要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品牌积极创新。

　　线上线下满满的购物车，正是“年货经济”红红火火的写照。

　　2023年中国经济会整体好转，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2023年，对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充满信心。”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拓展，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康义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的方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将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都将稳步恢复和提升。

　　消费活则经济活，消费兴则城市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国内消费市场扩内需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谈及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康义总结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二是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三是新消费热点在不断涌现。四是就业稳、收入增有利于拉动消费。

　　“2023年中国经济肯定会整体好转。经济好转，就业会相应改善，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康义说。

　　“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力，二是购买愿望。”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从根子上促进消费，还得依靠政府外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外贸，只有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才会进入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疫情三年，在‘非必要不返乡’‘倡导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两三年都未回家过年，今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也是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消费旺季。”苏剑说。

　　苏剑分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少不了走亲访友，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等，加上一些家庭会选择在春节期间操办婚嫁事宜，家电、家具消费也会有所增长。此外，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旅游产业也将加速回暖。

　　“促进节日消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减税、企业和商家降价。”苏剑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建议政府在春节等重要节日联合企业和商家对一些能够拉动短期消费的商品进行较大幅度降价，如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及旅游产品等，而政府则为参与降价的企业和商家减免相关环节税收。一方面可以减轻商家和企业的成本，让其有降价空间，最终用有吸引力的价格优惠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绑定消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作者： 本报记者 管筱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