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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 题：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记者 陈彩霞 孟湘君
2022年，世界局势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2023年世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新局？中国又如何以自身行动，继续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2023年影响全球局势的变量众多，如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因素，而多边主义的缺失，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走势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将以务实态度倡导各方平等对话，着眼于弥补全球治理缺失等问题。
“乌克兰危机是更大冲突的缩影”
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和平谈判曙光难现。帕兰迪认为，乌克兰危机不是局部危机，而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等国之间更大冲突中的一部分。其根源是美国挑起的地缘政治对抗，背后目的，在于美国企图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单极国际秩序。
帕兰迪指出，当前，西方正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援助乌克兰，且没有公开任何合理和明确的未来路线图，更不会真诚地去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短时间看不到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趋势。这场冲突，下个月不会结束，可能甚至2023年内，都难以结束。
虽然土耳其、中国等负责任的第三方国家，试图从中斡旋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但能对局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直接对垒的俄乌双方。
“西方孤立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
当前，欧洲和美国并未践行多边主义，拒绝俄罗斯的融入，导致全球治理存在缺陷，帕兰迪强调，美国无异于是在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
帕兰迪强调，在强大的西方体系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增加相互依存度，并希望找到打破冷战思维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正采取孤立的方式发展。因此，环顾当今世界，帕兰迪指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西方，以及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亚洲。
亚洲国家之间正不断呈现新的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进程，中印俄以一致对外、可持续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如，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亚洲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积极互动举行会谈。近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也是如此，充分说明这种西方之外的一体化进程在转变和发展，而西方正在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一体化进程之外。
“美国要首先摆脱对华冷战心态”
谈及大国关系发展趋势，帕兰迪认为，如果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冷战)思维和外交政策，支持各国相互尊重、相互依存，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平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像中美关系这种重要大国关系中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意义重大的方式努力，以促进多边主义、各国相互尊重和实体经济合作。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采用几近对抗、保护主义和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待中国等国。因此，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出发，摆脱这种冷战心态和封锁逻辑，中美关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中国外交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先后会见德国、古巴、蒙古等国领导人，随后出席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峰会，并出席首届中海峰会，取得丰硕外交成果。
帕兰迪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和信号，显示出中国想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和意愿，证明了中国正为践行多边主义而努力，不会歧视任何国家，正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些外交努力并不掺杂任何负面因素，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从相互尊重出发，着眼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各国发展差距和全球治理缺失等，这是中方的重要目标。
帕兰迪强调，20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它将继续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欧亚一体化做出努力，并再次为世界实体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
帕兰迪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务实态度，倡导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对话，帮助各国解决发展差距问题。中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多认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采用的“中国方案”。帕兰迪相信，这是帮助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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